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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出身名门19岁考入清华为报效祖国弃文学理父亲送他四个字

来源:江南体育app在线入口官网    发布时间:2023-11-27 14:44: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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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介绍

  1932年,19岁的钱三强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考第二名时,对考第一名的美女同学很不服气,万万没想到14年以后,竟会把她娶回家做老婆。

  女同学叫何泽慧,当时18岁,是祖籍山西灵石、生于江苏苏州的一名大家闺秀。何泽慧的父亲是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何澄,曾留学日本,家里条件极好。

  在清华餐厅吃饭时,钱三强恰好被分到和何泽慧一桌。同桌好几位男同学,何泽慧只对钱三强印象非常深刻,因为他每次入席退席,总是彬彬有礼,看上去很有家教。

  钱三强确实很有家教,他和钱学森、钱伟长都是吴越王钱镠之后,而他的父亲,就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钱玄同。钱玄同是中国同盟会会员,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先锋,早年留学日本,和鲁迅是同学,《狂人日记》就是他催促写的。

  小时候的钱三强,和何泽慧有很多相似之处,比如两人都是名门望族,都是排行老三,都很聪慧,酷爱读书,成绩优异。

  生于浙江绍兴的他,很早就随父亲在北京生活、读书,因为排行老三,喜欢运动,身体强壮,所以同学李志中和他写信时,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“钱三强”。

  父亲钱玄同偶然看到后,觉得很有新意,那时他正大力提倡新文化、反对复古,于是干脆给儿子正式改名为钱三强,取“德、智、体都进步”之意。

  中学时代,钱三强读了孙中山的《》《建国方略》,书中对于未来中国的蓝图描述,让他仿佛在黑暗中看见了光明,思绪万千。

  他把自己的思考告诉了父亲:要想让国家摆脱列强欺辱,走向富强,只能靠建设强大的工业,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,别无他途,因此他想要学工科!

  父亲虽然是学文的,但听儿子说得有理,很支持他,并为他题写了四个大字。不是“天道酬勤”,也不是“精忠报国”,而是谁都没想到的四个字。

  1932年,19岁的钱三强北大预科毕业后,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,和何泽慧、于光远等成为同学,师从叶企孙、吴有训、赵忠尧等教授。

  清华就读期间,钱三强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学校举办的国耻纪念日,如“九·一八”“一·二八”等。他一直在想:中国人为什么总被欺负?怎么样才可以为国家争口气?

  然而,没等他想通这样的一个问题,日本鬼子就于1935年剑指北平,大肆收买汉奸,策动“华北五省自治”。

 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,北平学生,22岁的钱三强也加入其中,走在队伍的最前列,和几个身材魁梧的同学抬木头撞开了紧闭的城门。

  但很快,这支为救国奔走呐喊的队伍,遭到了警棍、大刀以及用水龙头喷水的攻击。

  钱三强临危不惧,搀扶着受伤的同学向后疏散。此后,他就一直都是的骨干分子,显示出卓越的组织才能,为他日后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,打下了基础。

  1936年,清华物理系因为学业繁重,顺利毕业的只有10个人。其中,就有毕业论文第二名的钱三强。而第一名,则依然是美女同学何泽慧。

  10个人里,还有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、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。作为两人共同的好友,那时,于光远就打趣钱三强和何泽慧是郎才女貌,天生是一对!

  1936年,清华毕业后,22岁的何泽慧远赴德国继续深造,23岁的钱三强则被吴有训教授推荐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助理员,从此二人天各一方。

  1937年,经所长严济慈鼓励,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留法学生考试,成功获得了3个名额之一的“镭学”名额。

  然而,就在钱三强准备出国求学之时,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日本鬼子全面侵华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父亲钱玄同忧愤国难,高血压骤然加重,吉凶难卜……

  一时间,国和家都岌岌可危,钱三强开始犹豫:国难家患当前,我能忍心离去吗?

  关键时刻,父亲却强忍痛苦,深明大义地说:“这次出国,是极难得的机会。你学的东西,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。报效祖国,造福社会,路程还远得很哩!男儿之志,不能只顾近忧啊!”

  父亲一席话,彻底打消了钱三强心中的顾虑。他只是没想到,这一走,竟是十一年。

  1937年,24岁的钱三强来到法国,进入当时最先进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之一的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。

  他的导师,就是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约里奥·居里夫妇——这两位,正是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的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。

  有了名师指导,加上自身天赋和努力,3年之后,27岁的钱三强就顺利拿下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。

  这期间,父亲钱玄同在1939年1月,带病为李大钊子女变卖藏书筹措赴延安的路费,事后第三天,突发脑溢血病逝,年仅52岁。钱三强远在法国,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。

  这期间,还因为“二战”的原因,德国和法国不能通信,直到1943年,钱三强和同学何泽慧才能开始传递不能封口、只限25个法文单词的“战争信”。

  那时,滞留德国的何泽慧获得工程博士学位多年,给7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信,大意是问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,如有可能,请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。

  何泽慧和钱三强在清华做同学时,一个第一名,一个第二名,加上家庭都很好,都很有家教,门当户对,两人惺惺相惜,彼此心生好感,只是一直都没表白。

  何泽慧曾给钱三强机会表白,但他憋得满脸通红,最终也没说出姑娘想听的那句线年后,两人借着这个机会,交流的次数慢慢的变多,距离也慢慢变得近。终于有一天,钱三强决定结束这场迟到7年、跨越千山万水的爱情。

  他在有限的25个字限额内向何泽慧表白,信写得格外的简单直接:“经长期通信,向你提出求婚。如同意,我将等你一同回国,请回信。”

  钱三强单刀直入的大胆表白,很快得到了何泽慧的热烈回应,内容也在25个字以内:“感谢你的爱情,我将对你永远忠诚。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。”

  “二战”结束后,1946年春天,32岁的何泽慧带着一只小箱子,来到了钱三强的寓所。两人在法国进入婚姻殿堂,枯燥的实验生活成了他们的蜜月期。

  1946年夏天,在一次纪念牛顿的大型活动上,钱三强发现会场屏幕投影在展示二分裂变碎片径迹时,忽然出现了一个三叉形状的径迹。但报告人没有作解释,参加会议的专家们也都没有提出异议。

  因为当时国际主流学者觉得,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为两个碎片。但为啥照片上会出现三叉的形状呢?钱三强默默地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记到了心里。

  回去以后,钱三强立马招呼助手开展裂变实验,妻子何泽慧也加入了团队。在克服了实验软硬件不足、长期观察仅有头发直径三分之一的径迹等困难后,这年年底,他们发表了《俘获中子引起的铀的三分裂》,并附录了径迹照片和详实的测量数据。

  紧接着,他们又给出了四分叉形状的径迹,提出“四分裂”存在的可能。此举相当于推翻了之前业界公认的“二分裂”说法,震惊了整个学术界。

  约里奥·居里夫妇给了他们高度的认可和赞同,但很多国家的核物理实验室并不买账。

  他们不愿意相信,在这场全球核物理竞赛中,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年轻人会推翻前人的结论,并取得如此“荒诞”的突破。

  但钱三强不为所动,在尊重每个人的看法的同时,他坚持眼见为实,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决心和勇气。随着国际学者的讨论和证实,肯定“三分裂”“四分裂”的声音越来越多。

  很快,法国《人民报》《人道报》以及《时代报》,中国《》《大公报》等先后刊文盛赞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,他们成了家喻户晓的“中国的居里夫妇”。

  在法国留学多年,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《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》,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·德巴微物理学奖,并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、研究导师,并获得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。

  一般来讲,到了这个段位,很多人大部分会选择留在当地。但钱三强认为,科学无国界,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:

  于是,1948年,钱三强夫妇向约里奥·居里夫妇辞行。虽然对方感到惋惜,但还是表示了理解:

  1948年初夏,35岁的钱三强和34岁的何泽慧,抱着半岁的女儿钱祖玄,登上了回国的轮船。

  途中,有人私下议论:“他要回国,叫他登得了岸才怪。”甚至有许多“记者”打探哪位是钱三强。

  直到轮船驶进黄浦江,阔别十一年的故土映入眼帘,钱三强站在甲板上忍不住说:

  回国以后,钱三强婉拒多方平台抛来的橄榄枝,选择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物理系教书,并兼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学所所长。

  1948年底,清华园首先获得解放。很多清华学子无心学习,纷纷嚷着要转系参加革命。

  钱三强告诉他们:“一个人民政府,是为人民谋利益的。对人民负责的政府,必然会发展原子能。到当时,别说你们班上这些学生,再加十倍也不够用!”

  一年后,中央派钱三强去巴黎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。临行前,他向组织表示,想通过约里奥·居里夫妇购买一些与原子能相关的仪器和书籍,需要20万美金。

  但没过多久,中央统战部领导找到他,递给他5万美金,并说:“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的。”

  钱三强接过这笔钱,一股霉味冲到鼻腔。很明显,这是刚从潮湿的库洞里取出来的,不知道它到底历了多少战火与热血的洗礼。他更不知道的是,当时党组织的外汇总额仅有30万美元,他虽然只拿到了5万美金,却占了足足六分之一。

  1950年,朝鲜内战爆发,美方进行武装干涉,不顾我方抗议,将战火燃烧至鸭绿江边,并继续向我方边境进犯。

  战争伊始,美国总统杜鲁门叫嚣:“要使用一切能够正常的使用的武力”,并将能够运载的轰炸机调至日本冲绳。

  一时间,中国被笼罩在核阴影之下。要想破此僵局,必须自己也要拥有核武器这张王牌。

  也是这一年,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(后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),由钱三强的恩师吴有训担任所长,钱三强担任副所长。

  1955年,42岁的钱三强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。更成熟稳重了的他,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据现有资料记录,他很可能是第一位入党的著名科学家。

  次年,他又成为第三机械工业部(后改为二机部)副部长,是副部长里唯一一位科学家。

  钱三强立即开始四处“挖人”。有一天,他把小自己11岁的邓稼先叫到办公室说:“稼先同志,国家要放一个‘大炮仗’,调你去做这项工作,怎么样?”

  邓稼先和杨振宁、钱三强都曾是赵忠尧的学生,26岁时邓稼先已获得美国物理学博士学位,人称“娃娃博士”,那时他名气不大,但人品好,学问好,话还少。

  之所以选中他,除了本身实力过硬之外,还因为当时中国事业主要靠苏联专家,我国科学家的第一个任务是学习,老资格的科学家怕不好跟苏联专家打交道。

  然而在1959年6月,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,一下子撤走了233名专家,使得中国的原子能事业陷入了停摆状态……

  同时,虽然核心材料“铀”找到了,但必须提炼出铀-235才行。这需要一种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技术。苏联称它是“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”,当初他们来援建的时候,从不让中国科学家靠近。

  钱三强很清楚,摆在面前的道道难关,只要有一道攻克不掉,千军万马都要搁浅,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不说,中华民族的自信精神也将会再次受到创伤。

  为此,钱三强联合各方研究单位,组织攻坚小组,终于在两年后,研制出可以量产的扩散分离膜,成为继美、苏、法之后第四个拥有此技术的国家。

  紧接着,钱三强为了填补人才空缺,继续到处“挖人”。他先后将王淦昌、彭桓武和郭永怀三位重量级人物请进来,邓稼先因此激动地说:钱三强为“九所”请来了三尊“大菩萨”!

  要知道,造这件事,可是国家机密。由于时局和社会关系复杂,要想调动人员,绝非易事。

  当时邓稼先参加这项工作时,妻子曾问他去哪?要多久?如何去联系?邓稼先严格保守国家机密,只字不提,把妻子都急哭了。

  还有彭桓武,虽然他和美国的“之父”奥本海默师出同门,还曾教过邓稼先、黄祖洽以及于敏等响当当的物理界巨擘,但他不知道,当初为了推荐他搞,钱三强是在领导面前做过担保的。

  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以后,新中国又遭遇“大饥荒”。很多身处戈壁滩的科学家都饿得得了浮肿病,不但要克服技术上的难题,还要跟恶劣环境和饥饿做斗争。

  “粮食只够吃3天了!”“零下25.5度,煤只够烧13天了!”一道道紧急电报发送到北京的二机部。上级绞尽脑汁在另外的地方调剂粮食。

  很快,甘肃省、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各个军区,纷纷勒紧裤腰带,为他们提供粮食保障。

  钱三强后来说,“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,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、最带劲、最舒坦的黄金时代。”

  当蘑菇云冲破云霄,响彻寰宇时,钱三强心中有很多话想说,但张了张嘴,却说不出一个字来。

  8年了,他心中“就怕做不出事业”的苦闷和压力,这一天,也像这颗一样,瞬间爆发了。

  中国第一颗爆炸成功,中国人再也不怕列强欺负了,钱三强沉浸在喜悦中,不料研究所所长却对他说:“小钱,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和你告别了。”

  三天后,钱三强被下放到陕西“五七干校”接受再教育。后来,“十年浩劫”开始,他又被作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抛出来,接受审查和批判。

  这期间,元帅曾代周总理来听取汇报,摸清状况后说:“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,你们还能相信谁?”但由于当时政治空气紧张,很多事情结果并不理想。

  那时,周总理曾搞了一个科学家的“保护名单”,命令军管会一定要保证名单上的人的安全。后来钱学森曾写文回忆说: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,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。”

  几个月后,钱三强希望妻子何泽慧一同前往“五七干校”劳动的要求被批准,他笑呵呵地说:“泽慧啊,我这辈子从没大着胆子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,这回一开口,是为了能和你在一块啊。”

  这对年逾花甲的科学家夫妻,虽然每天在农场里劳动,还要时不时接受盘查,却依旧是乐呵呵的。

  十年后,钱三强和何泽慧沉冤昭雪,又回到北京,重新投入了他们热爱的工作中。钱三强先后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务。

  周总理曾笑称,一个钱学森,一个钱三强,看来中国的导弹和,不能离开“钱”。这足以证明钱三强的重要性。

  那几年,由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,为“两弹”培养出很多科学技术骨干,除了文中提到的,还有程开甲、朱光亚、于敏、周光召、胡仁宇……这些牛人都曾经过钱三强亲自谈线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科学家中,有7位,是钱三强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究一线日,为了使中国强大起来、不再任人宰割而为国家原子能事业奉献一生的钱三强,在北京病逝,享年79岁。

  十九年后,97岁的核物理学家何泽慧院士在北京病逝。自爱人钱三强走后,到她生命的最后关头,家里的布局她从未变过,仿佛她一直都在,等他回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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